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從嚴治黨戰(zhàn)略十分重要。第一，它抓住了核心問題。中國的下一步發(fā)展，迫切需要長期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穩(wěn)定是壓倒一切的，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其自身建設的強弱直接關涉到國家的穩(wěn)定和人民群眾的人心向背。它是一切穩(wěn)定的柱石。六中全會的召開，第一次把從嚴治黨上升到黨和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高度來實施，它的確給了我們新的安全感。第二，全會系統(tǒng)地提出了全面加強和規(guī)范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既有新的制度安排，又有可操作的紀律章法，它深刻地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從嚴治黨的決心、恒心和信心。
　　值得重視的是，全會在客觀分析這些年黨內政治生活、政治生態(tài)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問題時，深刻地指出了根子還是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這個“壓艙石”發(fā)生了動搖。為什么會發(fā)生動搖？這是新形勢下從嚴治黨最大的難點和焦點問題所在。在筆者看來，主要原因在于：在今天這樣一個貨幣化生活世界里，黨組織、黨的領導干部、黨員極易變味、變質、變性。
　　我們所處的時代特征突出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由現(xiàn)代性的生產時代轉向現(xiàn)代性的解構時代，個人對社會行為的思辨的偶然性下降，社會意識的離散度和異質性凸顯。對理性主義傳統(tǒng)的質疑和對多元性、不確定性的關注，使得執(zhí)政黨具有的精神特質極易走向萎縮或蛻變。二是作為社會的市場和市場的社會，世俗化的資本邏輯已轉向利益多元化的組合行為，它客觀上已全覆蓋社會政治體系和社會關系系統(tǒng)。極端的利己主義行為和極端的享樂主義的價值偏好像酸一樣地腐蝕著社會的每個成員，當然也包括全體黨員同志。然而，它是黨的宗旨、黨的性質、黨的目標的實現(xiàn)最實質性的敵人。三是經濟社會的總特征已從過去的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在新媒體的驅動下，社會發(fā)生了結構性變化，由極端消費衍生出極端享樂，使得人的生活去中心化，生活的意義更多的是趨向“瞬間感覺、技術游戲”，而不是深厚的歷史精神的綿延和傳承。如此生活世界若沒有崇高的精神對物質的自覺整合，共產黨人的生存只會走向麻木和衰亡。
　　應當看到，在今天貨幣化生活世界里，貨幣的交換過程，被看成是所謂“超現(xiàn)實”層面上的一種符號運作過程，它客觀上促使貨幣不經意地把世界重新分類，使一種非常一般性的、到處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聯(lián)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為可能，它導致了人們現(xiàn)代生活價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觀化，社會加速了被世俗化傾向，人們通過交換、所有權、個人自由、貪婪、揮霍、生活風格、文化等，能夠充分感受到貨幣給現(xiàn)代人的個性和自由開辟了無限大的享樂空間；同時，貨幣對現(xiàn)代人性的改變和侵蝕的事實，使我們至今無法消解類似馬克思當年對貨幣、資本所持有的憂患意識。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這三大理論命題之后，在一百多年的經濟發(fā)展與制度變遷過程中，游蕩在現(xiàn)代性時空背景中的拜物邏輯的幽靈，始終成為真誠關注人類前途命運的思想家們頭腦中揮之不去的一個重要議題。
　　因此，生活在如此世界中的黨員領導干部，特別需要認真反思如此矛盾問題：如何適應現(xiàn)代貨幣經濟的發(fā)展，同時又不至于被貨幣化生活價值觀念完全替代或消解了黨的宗旨和原則。
　　應當看到，人的價值被物化和量化，一切都成了可讓渡的商品，貨幣在全社會似乎擁有完整意義上的可通約性，這種通約既是歷史的進步，又是人類的不幸，它用“存在的有價”超越了“存在的無價”，精神在貨幣面前不可與物質同價類比；“人是萬物的尺度”，而尺度本身也被還原為物，并可以被讓渡了。實際上，人的價值有著比貨幣價值更為豐富、更為廣闊、更為閃光的內容。人所持有的超然的精神境界、人對崇高的追求、人對生命的完整感受、人的純正友情、人的德性修養(yǎng)、人的心理環(huán)境的凈化、人的高雅氣質和良好素養(yǎng)等等，這些都是現(xiàn)代人追求健康享受的重要內涵，也是貨幣價值難以通約的領域。
　　因此，作為共產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在財富增長后自覺抵制享樂主義，就必須在如此生活世界的環(huán)境中，保持勤儉節(jié)約、清正廉潔、勵精圖治、無私奉獻的精神，必須要有“超越物我，實踐目標”的崇高精神境界。從嚴治黨的實質，就是為保持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而展開的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的執(zhí)政黨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