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ㄒ唬疤窖髴?zhàn)爭爆發(fā)后，我虎口余生，于1942年春，從香港歷經艱辛混在梅縣難民回鄉(xiāng)隊里，到達廣東坪石鎮(zhèn)。本來打算在老友處歇一歇腳，再去當時的‘文化城’———桂林當一名新聞記者。通過他的介紹，我去拜訪時任中山大學經濟系主任的王亞南教授。說老實話，在學術的征途上，我當時還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就這么一個偶然的機遇，后來在王先生的關懷和推薦下，把我留在了中山大學，這是我一生中的轉折點，從此以后，就開始了教書的生涯，至今整整半個世紀。”———陶先生1992年自述在王亞南的推薦和幫助下，陶大鏞的工作才基本穩(wěn)定下來，開始在中山大學執(zhí)教。王亞南對陶大鏞影響至深。在陶大鏞的最初印象中，王亞南的名字是同《資本論》緊密連在一起的（王亞南是最早翻譯《資本論》三大卷的譯者之一）。陶大鏞首次拜訪王亞南，就為他的博學和深思所傾倒。
　　“我追隨這位獻身于真理的良師，學到了不少東西。我沒有上過講壇，他指導我備課；我缺乏科研修養(yǎng)，他激勵我知難而進；我偏愛鉆書本，他又提醒我重視實際。他學風嚴謹，一絲不茍，經常告誡我打開眼界，博覽各個流派的學術著作。
　　十年浩劫期間，福建方面通過所謂的 ‘外調’，要我寫材料‘揭發(fā)’亞南先生到重慶‘會見’蔣介石的情況，我當時毫不遲疑地予以駁回了。因為當時的情況是，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通貨膨脹惡性發(fā)展，物價扶搖直上，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正是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才偽裝‘開明’，向社會賢達‘征詢’‘限制物價’政策。王亞南先生懷抱拯救祖國、熱愛人民的赤子之心，揭穿通貨膨脹的真相，伸張正義。這種堅持原則，嫉惡如仇的崇高精神，難道錯了嗎？
　　1974年我路過師大校內的書店，見到一本《<資本論>研究》，以為是亞南先生的新作，沒想到前言中寫到：‘這是他生前的部分成果?！D時覺得一瓢冷水澆透全身。失去一位敬愛的恩師，讓我痛苦萬分。”
　　———陶先生1998年自述（高山平整理）詹君仲（陶先生的學生，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原經濟系系主任）：陶先生非常敬愛他的老師王亞南。在他對王亞南先生的悼文中，曾這樣深深地感念過：“飲水思源，如果沒有亞南先生的提攜、指引和鼓勵，恐怕在科學大道上我還不能如此順利地踏步前進。”
　　從1942至1946年，陶大鏞先后在中山大學（坪石）經濟系任講師、廣西大學（桂林）經濟系任副教授、交通大學（重慶）管理系任副教授和四川大學（成都）任教授，講授過經濟學原理、中國經濟史、國際貿易與金融、經濟學原著選讀、財政學、統(tǒng)計學、會計學、經濟數學等課程。由于他在教學和學術上的成就顯著，僅三年時間，他就由講師、副教授被提升為教授，那時他年僅27歲，這在我國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他是名副其實的“老教授中的少壯派”。
　　“1942年王亞南力排眾議，堅持聘請當時‘沒有上過講臺，資歷也很淺’的陶大鏞到中大經濟系擔任講師，并合開經濟學原理一門課。1943年秋天，陶大鏞要去桂林參加留英庚款考試，必須中途離職。王亞南從陶大鏞和整個事業(yè)的發(fā)展出發(fā)，對此不但沒有不悅之色，反而一面積極找人代課，一面熱情鼓勵他去投考，贊助成行，同時推薦他到廣西大學繼續(xù)教書，免去其生活上的后顧之憂，使他安心備考。 ”———摘自《王亞南教育思想研究》楊國昌（陶先生指導的碩士生，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在這期間，他曾用真名以及大古、石人、奚石人等筆名，在《廣西日報》、《中國工業(yè)》、《時代中國》、《廣東省銀行季刊》、《國訊》、《民主周刊》、《民主生活周刊》、《民主與科學》、《民眾時報》等報刊上發(fā)表大量文章，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腐敗和官僚資本的罪惡，作了尖銳的揭露。例如，在《肅清官僚資本》一文中，他曾寫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官僚資本已經枝粗葉茂了，它的發(fā)展與中國的官僚政治是分不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就是大官僚的化身?！彼€認為“消滅官僚政治就成為肅清官僚資本的基本前提”，而“肅清官僚資本是建設新中國的開始。”
　　王同勛（陶先生的同事，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陶先生非常勤奮，我從來沒有看到他閑著的時候。他愛寫文章，文思敏捷，才華橫溢，下筆快且行文優(yōu)美，而且分析問題非常到位，文筆老辣，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這方面非常讓我佩服。（二）在四川大學任教期間，陶大鏞積極參加民主運動。1945年冬到1946年春。他與彭迪先教授、李相符教授一同聲援昆明“一二·一”慘案，營救被捕的進步學生，因此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迫害，這就是當時在四川大學發(fā)生的“三教授事件”。
　　彭迪先 （民盟原中央副主席，“三教授事件”當事人之一，1991年逝世）：抗戰(zhàn)勝利后，人心厭戰(zhàn)，渴望和平民主，反對蔣介石挑起內戰(zhàn)和獨裁賣國。當時擔任四川大學校長的是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黃季陸。他打起“民主辦?！钡钠焯枺祰u要學蔡元培辦北京大學的樣子，要辦一個“萬人大學”。為此他先后聘請了一些民主進步教師來校任教。1945年暑期，聘請年青力強的經濟學家陶大鏞做經濟系教授。
　　1945年12月1l日，森林系學生李實育和幾個同學在學生宿舍張貼聲援昆明學生和抗議“一二·一”慘案的標語，遇到幾個“三青團”反動分子圍攻毆打，此后反動分子又糾合三四十人，蜂擁到李的寢室把李打昏，同時，他們還誣陷，說李在紀念“一二·一”游行隊伍中喊過賣國口號，并將李關押審訊。此時，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步學生用各種方法公開事件真相。1946年2月14日，法院被迫宣告李無罪釋放?！袄顚嵱录卑l(fā)生不久，參加圍攻李的“三青團”骨干分子肖連榮（有人說他是首先出手打的），冒名頂替別的學生補考，被當場抓住。我向學校當局提出，“替代考，按校規(guī)，要開除學籍?！秉S季陸表示不同意，說“肖再過幾個月就要畢業(yè)，記兩個大過就行了?！碑敃r我明確表示如不開除肖，就要辭職。經濟系陶大鏞教授、森林系李相符教授等都表示要與我共進共退。
　　事情就鬧大了，我們說要發(fā)表公開聲明。川大經濟系和別系的一些進步同學知道此事后，都紛紛表示支持我們，使我更增強了斗爭的信心。這就使黃季陸非常尷尬，找不到滑過去的借口，終于忍痛開除了肖的學籍。
　　肖被開除后，川大的反動分子更加仇恨我們了。他們一伙陰謀策劃，在當時川大訓導長丁作韶（中統(tǒng)特務）、川大“三青團”頭目王文元等人的策劃下，炮制了驚動校內外的“三教授事件”。
　　1946年3月12日，反動分子在川大圖書館大樓前的墻壁上，貼出一張題為《新民主》的特大壁報。壁報內容無中生有地誣蔑我們三人 “吃盧布”（接受蘇聯津貼），“講新民主”，主張東北自治，新疆、西藏獨立，出賣祖國，等等，極盡誣蔑謾罵之能事。壁報貼出后，全校嘩然，掀起軒然大波。我和陶大鏞在課堂上公開宣布，如不處分這些侮辱師長的反動家伙，我們立即辭職，并將向法院起訴。
　　反動分子陰謀“先收拾李相符，再來收拾彭迪先和陶大鏞”，想把我們三人轟出川大。對此，我們提出了“尊師重道”的口號，很快掀起了“尊師運動”，以爭取廣大的中間派師生。結果，全校各社團、各系級紛紛出啟事、發(fā)聲明，大多數院系主任和六七十位教授簽名，表示要站在我們這一邊，不少同學紛紛主動到我們家里慰問。形勢對反動分子極為不利。黃季陸得到急電從南京趕回成都。一下飛機就有幾十位進步同學向他“請愿”（實際上是示威），要求嚴懲肇事者。黃季陸雖然想庇護他羽冀下的反動分子，但由于師生中進步力量占絕對優(yōu)勢，而且當時很有影響的成都市各大學教授聯誼會也公開發(fā)表宣言，聲援 “三教授”，譴責反動派。因此，黃季陸只得把公開出面肇事的馬云聲等四個特務學生分別處以記兩大過、兩小過和停學一年的處分。暑假中又撤去了丁作韶的訓導長的職務，解聘了王文元，這兩個罪魁禍首先后滾出了川大。
　　1946年10月，應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陶大鏞以進修學者的身份，赴英國從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