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弊怨乓詠恚@似乎成為了中國好多知識分子的信條，而在這信條的背后又恰恰體現(xiàn)了一部分文人墨客狡猾的天性。無論風云變幻，他們都進可攻、退可守———世道好運氣好的時候可以得到高官厚祿，獲得為蒼生謀福祉的美譽；世道不好就擺出一副隱居終南山的樣子，沽名釣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被列為“四書”之首的《大學》，開宗明義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可以說，修身治國平天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志向、一種豪情。如何處理修身和濟天下的關(guān)系呢？濟天下是通過自己的才能和知識，或入仕從政、或科研助國以施展抱負。在這種“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價值取向的熏陶下，一大批為國為民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在政治清明之時，他們興邦立國，創(chuàng)造了一片繁榮之景；在社會、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時，他們反無道，誅殘暴，逐強虜，救民于倒懸，彪炳史冊。過去，現(xiàn)在，未來，我們都不會忘記。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士；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辈磺鼜?、不茍合、剛直不阿，清醒處世的君子品格恰恰體現(xiàn)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也影響了一大部分文人墨客。就像儒家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的根本在個人，個人修身后，有了高尚的修養(yǎng)，才能齊家，家齊后才能治國、平天下。不可否認，歷代賢者，能為眾人表率，皆有很強的自身修養(yǎng)。但是，當一個文人沒能盡到這樣的責任時，“窮則獨善其身”就成了他們的精神安慰劑。于是乎，當陶淵明不愿為五斗米折腰而采菊東籬下的故事、林逋梅妻鶴子樂天知命的逍遙被歷代傳為佳話，便成了不得志文人們紛紛“效顰”的榜樣。
　　從現(xiàn)代人的眼光來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想法和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十分有害的。修身齊家到底為什么？還不是為了清明政治，還不是為了國富民強，還不是為了給天下黎民一個朗朗乾坤嗎？！無論政治清明與否，無論個人“達”還是“窮”，達則兼濟天下是理所當然；而當國家處于危亡之地，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際，知識分子、賢人志士更應該挽狂瀾于即倒，前仆后繼。袖手旁觀、置天下黎民于水火而不顧是不可原諒的。如果繼續(xù)獨善其身，置國家之危亡、人民之榮辱于不顧，他的修身養(yǎng)性就大大的不合格。人生短暫如白駒過隙，又有多少時光任我們在獨善其身中茫然？如果他們只知道孤芳自賞，在一旁評頭論足，而不愿為國家所用；如果人人都學著玩玄弄虛，那國家如何強大？其次，古語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歷史的發(fā)展告訴我們，只有國家真正強大了，才有個人的尊嚴和榮辱。因此，相對于個人，國家才是真正重要的。而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家的強大與否和每一位志士仁人都有關(guān)。再則，面對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象時，一個普通百姓選擇保全自己也許不會受到指責，但自詡為精英階層的文人，作為有正義思想的一群人，他們?nèi)粢策x擇獨善其身，就應該受到批判———因為這樣就代表他們逃避、拋棄了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
　　所以我欣賞的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所以我感動的是魯迅雖然流落在世，但始終堅持為國為民，在嬉笑怒罵之中喚起民眾的憂患意識，引導中國前進……是這樣的英雄人物，他們在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鐵肩承擔國家興亡。
　　我反對的是順利時，則積極有為，尊儒家思想為富麗堂皇的圭臬；受挫時，則奉老莊的哲學為真理，用幻想來慰籍心靈。他們將自己美其名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昭示出的是一些人的心理狀態(tài)：逃避現(xiàn)實，自命清高。自詡豁達瀟灑、滿腹經(jīng)綸的文人墨客，在受挫時陡然發(fā)現(xiàn)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與浪漫詩情相去甚遠，怎么辦呢？隱居吧！獨善其身吧！就這樣他們進行著阿Q式的解脫與安慰。
　　“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人們無論扮演什么角色，都必須毫無選擇地在悠悠歲月中伴著命運的交響樂在人生舞臺上展示自己———特別是在我中華民族實現(xiàn)偉大復興的關(guān)鍵時刻，無論境遇如何，每個人，每個組織，無論“窮”與“達”，都有責任、有義務(wù)“兼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