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文學院教授


　　記者：唐宋古典文學中，您選取了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這樣百姓熟知的人物進行解讀。這樣選擇的出發(fā)點是什么？
　　康震：這些人物都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他們在民間的普及度很高，老百姓對他們都很熟悉；同時，他們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在中國古代的歷史長河中占據(jù)著重要位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成就，這些作品最容易引起廣大老百姓的共鳴，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海外都有很深遠的影響，其流傳的廣度和深度都是首屈一指的。幾千年文學史的大浪淘沙沉淀出這些優(yōu)秀的文學大家，也讓讀者對這些經歷了歷史考驗的大師產生了興趣。給大眾介紹中國古代文學的現(xiàn)狀和成就，首先就要著眼于大家所熟知的、可以產生共鳴的人物。從一定意義上講，不是我選擇了他們，而是老百姓選擇了他們，是廣大的讀者和觀眾選擇了他們。
　　記者：您在《百家講壇》講唐宋詩詞，似乎更多地講了詩人、詞人的傳奇人生，而對文學作品的解讀稍顯不足。
　　康震：一個作品如果孤立地去解讀，實際上很難深入。作品一般都是具備思想性和藝術性兩個方面。文學作品都是人寫出來的，一個人的文學風格其實就是他人格的寫照，要深入地了解文學家的思想，就必須了解文學家的人生經歷。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作品，就是因為他們有坎坷的經歷和豐富的感受，他們經歷了人生的榮與辱、成與敗，同時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們有深刻的思想來反省它，有敏感的藝術情思來感知它，有天才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來表現(xiàn)它，這就使得他們的人生似乎煥發(fā)出了傳奇的色彩。但是傳奇的背后，實際上是非常深刻的思想，非常豁達的人格，非常天才的藝術感知力、創(chuàng)造力和表現(xiàn)力。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就必須深入作家的人生。對于廣大的讀者和觀眾而言，往往作品是很熟悉的，但是對于作品中所蘊含的歷史細節(jié)和歷史真相卻不甚了了。作為我們，應該避熟就生，告訴人們不太了解的，這樣有助于我們了解更熟悉的東西。
　　記者：您的經典解讀有沒有“媚俗”的成分？
　　康震：毛主席說過，我們要創(chuàng)造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一種文學藝術的形式。人民群眾的需求肯定是合理的。大眾的文化需求有兩種傾向，一種是正常的需求，比如說老百姓很想了解李白一生做過哪些事，蘇軾為什么會被貶黃州？通過了解這些問題，人們希望從中吸取對自己人生有用的經驗。但是也有一種傾向是獵奇，也就是說“俗”的口味。我們沒辦法責備這種心態(tài)，畢竟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作為學者，我們不能盲目地迎合大眾的需要，而要引導大眾的需要。比如說老百姓很想了解蘇軾為什么被貶黃州，為什么會寫下《大江東去》，也許有人還想了解這其中有什么奇聞異事，有什么緋聞。我們可以給觀眾講前面的部分，避開后面的內容不講。老百姓的文化需求的層次不同，這就需要我們了解大眾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滿足大眾的要求，同時還要清醒地認識這種需求的結構和傾向，從而引導大眾的需求達到一種更高的層次。我們面對的畢竟不是專業(yè)的學者，也不是古典文學專業(yè)的學生，而是文化層次參差不齊的廣大老百姓，這就需要我們用一種通俗的方法、一種生動的講解，把深層的學術問題，還原成一種能讓大眾饒有興趣地接受的解讀。
　　記者：有觀眾質疑您的文學解讀似乎成了古代版的“心靈雞湯”，對此您怎么看待？
　　康震：所有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學、哲學著作，在某種程度上都有類似于“心靈雞湯”的作用。只不過有的時候燉的是“雞湯“，有的時候燉的是 “蘑菇湯”。無論燉的是什么湯，我覺得，只要是老百姓需要的———正確的需要，我們就有義務提供這樣的“湯”?！靶撵`雞湯”本身不是壞事，關鍵在于它是否對讀者和觀眾有益處。所以這里無關“湯”的問題，而在于你的解讀是否正確，是否對大眾有益處，是否為大眾所容易接受，是否產生它應有的效果。
　　記者：作為古典文學的傳播者，你覺得古典文學的現(xiàn)代意義是什么？
　　康震：古典文學其實是所謂的“無用之用”。它不能給我們充饑、不能給我們解渴、不能讓我們升官發(fā)財。它只是一種精神產品，精神產品最大的作用在于心靈的激蕩、心靈的鼓舞、心靈的慰藉。古典文學的現(xiàn)代意義就在于它能幫助我們凈化心靈，提升思想。當我們漫步在古典文學的長廊、聆聽古代文學作家的傳奇事跡、吟誦源遠流長的詩詞作品時，我們往往能從這些悠遠的人物事跡和杰出文學作品中感到精神的鼓舞，汲取無限的養(yǎng)料。“古為今用”的意義就在于我們現(xiàn)代人通過借鑒古人如何思考、如何生活的經驗，在未來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健康。當然，隨著國際化水平提高，古代的文學、史學、哲學作品和觀念，也都可以通過宣傳波及海外，得到國際認同。
　　記者：成為學術明星后，您正常的學術生活有沒有受到影響？對您的學術嚴肅有沒有一定程度上的消解？
　　康震：這對我并沒有什么影響。在《百家講壇》講課，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平臺，面對的受眾范圍更廣，而我們只不過是把課堂上的東西講得淺顯一些，講授的方式更生動、活潑、通俗。上《百家講壇》的學者，大多都是高校老師，高校老師的本職工作就是教學、科研。高校有三項功能：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社會服務。而我們上電視講課，把自己的知識通過一種合適的途徑介紹給觀眾，從而實現(xiàn)高校教師“社會服務”的責任。但這種服務有一個前提，就是要進行深入、嚴肅、科學的研究，才能使自己的講解有深度、有廣度，才能進行科學的普及。
　　記者：您認為當代知識分子融入社會和書齋治學，何者為重？
　　康震：知識分子就生活在社會當中，都要參與社會生活，對社會現(xiàn)象都有看法，而不可能躲在象牙塔里，兩耳不聞窗外事?，F(xiàn)在的知識分子其實對社會都有自己評論的方式，只不過有的人評論的聲音大，有的人評論的聲音??；有的評論引人注目，有的評論不是那么有名氣。其實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擔當對社會評論、批評、監(jiān)督的職責，這不但不會影響他的學術研究，反而會促進其研究，因為只有研究到了相當?shù)某潭?，對社會的體認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的人，才有水平來評論社會。所以融入社會和書齋治學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