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格蒙特·鮑曼是當代西方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批判研究領域中最著名的社會學家、思想家之一，他認為“窮人問題”在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以及當今消費社會中影響甚遠。那么我們應如何理解和看待“新窮人”，鮑曼主要從現(xiàn)實歷史背景及理論背景出發(fā)介紹其思想內涵，并探討“新窮人”面臨的生存境況及其表現(xiàn)，試圖針對未來社會發(fā)展下“新窮人”的命運問題提出可借鑒性解決方案。
　　“新窮人”思想的提出嘗試從現(xiàn)實歷史背景角度分析鮑曼的新窮人思想。資本主義發(fā)展早期，大機器生產迅速，工人勞動扮演了重要的甚至是核心角色，此時剩余勞動力微乎其微。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來，組織結構不斷優(yōu)化精簡，生產體系日益機械化、信息化，這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第一，出現(xiàn)大量作為個體和群體的剩余勞動力，社會職位短缺，工人階級失去了穩(wěn)固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分散。鮑曼把這些剩余勞動力稱為“剩余人口”“剩余品”。第二，巨大的生產力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商品，他們通過符號消費來建構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認同。二十世紀后期，跨國公司遍及世界各地，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明顯，勞動力不斷被資本在全球區(qū)域內恣意選擇，而其余投入基礎作業(yè)的本地勞動力將會面臨失業(yè)的危機之中?；谠摤F(xiàn)實，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后果》專著中專門對資本全球化與新窮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他將新窮人看作缺乏“流動性”的、被牽制于地區(qū)性的一類人，并認為消費主義的大肆泛濫，社會已經從生產型轉變成為“消費型”社會。
　　“新窮人”思想的提出也受其理論背景的支撐。首先，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通過對《資本論》中資本運動的分析，鮑曼認為新窮人的產生正是在資本主義的迅速發(fā)展下，使得消費占據(jù)了社會生活的大部分時間，社會貧窮問題日益凸顯。鮑曼指出：“所有的消費都要占用時間，事實上，這是社會的毒瘤，也是商品推銷商主要的擔憂。”[1]其次，受到鮑德里亞消費批判理論的影響。鮑德里亞認為，當下的西方社會已經完全被“物物”所包圍，商品的消耗堆積以及精彩的廣告營銷，都足以表明消費社會的到來。鮑曼把消費社會當作新窮人產生的社會，從而揭示“新窮人”的“新”的涵義———不合格的消費者。鮑德里亞還認為，商品與物都是一種符號，人們無法僅僅通過日常生活品消費來實現(xiàn)平等，在其之外娛樂、教育、藝術等精神層面的消費，也會造成社會階層的分化。[2]再者，鮑曼的“新窮人”思想還受到齊美爾“陌生人”理論的深刻影響。在鮑曼《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他認為，猶太人是齊美爾陌生人的影子，新窮人扮演了陌生人的角色，他們與消費社會格格不入，被消費社會濺上污點與罪名，無法正常生活，只有面臨被屠殺的危機。[3]鮑曼將“新窮人”看作是當今社會中十分不穩(wěn)定的一個集體，他們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不充足，是不合時宜的一類消費者。他們處在消費社會的底層，無法觸及到中產和精英階層，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忍受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壓力，自尊心受到了破壞，會產生羞恥感與自卑感，甚至可能出現(xiàn)暴力、自虐等怨恨心理。[4]“消費社會”中“新窮人”的生存境遇及其表現(xiàn)工作倫理被看作是生產社會中評判窮人個人社會地位和尊嚴的主要道德標準，而當今消費社會中，科學技術的引入使大量學歷低下、能力不強的勞動生產者被社會淘汰，社會制定出新的策略促使更多的消費者出現(xiàn)，相較于工作中的壓迫感以及包括窮人在內的社會成員來說，他們更愿投身于消費活動，體驗選擇自由的感覺。
　　鮑曼揭示了“新窮人”的消費虛假性，認為他們的消費范圍往往被市場所圈限，審美標準也常常被廣告所定型。他們的社會角色正逐漸弱化，淪落為“低端人口”，無法自由肆意地選擇自己青睞的商品。他們迷戀于廣告幻象，卻時常被自己微薄的消費能力所打敗，有時還會產生憤懣與羞愧之感。鮑曼認為，我們所消費的商品標識了我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個人即使所屬的社會階層不高，但如果具備可消費能力，也將會擁有與上層階級同等的社會認可度，從而獲得愉悅與成就感。但對于生活在消費社會的 “新窮人”來說，較低的消費能力無法建構出高貴的社會身份，因此他們無法通過消費自由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成員。此外，精神消費成為人們情感上的需要，人們時常會沉溺于新鮮商品帶來的瞬間感官愉悅之中。鮑曼指出，“只有當一個令人煩惱的需求得到滿足的時候，我們會有短暫的快樂，但事后的無聊感立即侵入?！盵4]“新窮人”則受“新消費模式”的引導，感受到的是對社會的不適應，對無法追隨即時消費的壓抑與沉悶。他們在社會發(fā)展浪潮中始終無法找尋適合自己的社會角色，無法產生幸福感。鮑曼還闡述道，資本的全球范圍性流動，使消費社會中的窮人只能被迫約束于一地而禁止遷徙，或因貧窮而缺乏消費流動。這些“新窮人”成為消費社會里的“低端”群眾，被看作是中產階級產生自身壓力和危機的隱患存在，被視為社會的負擔。“在歷史上，窮人第一次絕對地、完全地成了讓人擔憂的人、讓人討厭的人?！盵4]他們已超出了階級而在等級制度之外，與消費社會格不相入，成為消費社會的陌生人。但另一方面欺侮、打制窮人卻又成為消費者唾棄謾罵的把柄，消費社會還需要有“新窮人”的出現(xiàn)。鮑曼說：“即使沒有窮人，也要創(chuàng)造出窮人?！盵4]可見，消費社會對待新窮人的態(tài)度顯然是矛盾的。
　　“未來社會發(fā)展中“新窮人”命運的解決方案窮人在人類歷史發(fā)展中是客觀存在的，一方面我們對窮人是懼怕與討厭，另一方面是憐憫與同情。在探析“新窮人”命運問題上，鮑曼的解釋相對略少，也略帶悲觀。其一，他并沒有從無產階級的視角去理解新窮人的階級分屬，忽略了新窮人的能動性。其二，鮑曼在分析新窮人內涵時對生產概念的闡述過于模糊，我們如若僅僅認為消費能力不足的群體就是這個社會的“新窮人”，這顯然與鮑曼所表達的原意不符。其三，鮑曼對消費社會貧窮問題的解決陷入了改良主義，認為 “工藝道德會重新恢復人類本能的尊嚴”。[4]他贊成工作與勞動力脫節(jié)，但又認為這一方法的成功實施是令人擔憂的，既無信心又鼓勵著人們要有改變的勇氣以及相信烏托邦信念。除此之外，汪暉在《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中提到，“新窮人”的階級身份似乎更不確定，其身上的政治潛力有待進一步探索。[5]劉昕亭分析說：“消費社會的‘新窮人’，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他們達不到標準，具有羞恥感和負罪感。當消費社會苦心孤詣地訓導其成員體驗新消費生活模式的時候，對于‘新窮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物質的貧乏，還有最痛苦的剝奪與失落。[6]未來社會發(fā)展中，的確有許多“新窮人”群體的存在，他們接受過高等教育卻拿著不高的工資“假裝”過著“富人生活”，并塑造自己從“窮人”到“富人”的假象以掩蓋內心的自卑與痛苦。那么通過鮑曼對“新窮人”問題的理解與分析，我們在面對消費市場的不斷誘惑下，應如何不被視為和成為“新窮人”，或許從對個人與對社會的角度能夠為現(xiàn)實社會中“新窮人”命運問題、頻繁出現(xiàn)的反社會情緒提供可行性解決方案。
　　對現(xiàn)實個人而言，首先應樹立正確的自我認知，不因自身原生貧窮因素而自暴自棄。還要養(yǎng)成良好的消費習慣，盡快脫離“病態(tài)消費心理”，根據(jù)自己現(xiàn)實經濟狀況合理消費。同時要追求良好的社交環(huán)境，要對生活充滿自信，減少抱怨與憂傷，努力發(fā)掘身邊的優(yōu)秀人才，從生產學習轉變?yōu)榧夹g學習。最后也要具備一定的理財理念，給未來積累一份財力保障，量入為出，理性消費。對現(xiàn)實社會而言，“新窮人”、新工人的政治將是歷史變動的重要力量。從現(xiàn)實維度出發(fā)，社會應積極投入，找出影響“新窮人”產生的一系列消費行為與消費心理因素，并闡明他們一貫“超前消費”背后的來因，揭示出消費社會給消費者帶來的圈套。其次，作為真實存在的人被在消費社會的生存空間中質疑后，人的主體性喪失，他們的尊嚴和價值最終被客體控制而陷入主體性困境走向衰落，“新窮人”只能不斷在永無止境的消費中來凸顯自己的身份價值與宏大理想。因此對社會而言，應強調人的主觀意識的增強，努力提升人的主體價值，避免出現(xiàn)人與物本末顛倒的異常關系，促使“新窮人”在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現(xiàn)自身價值。最后，社會還應該為未來發(fā)展中的“新窮人”提供更多機遇，使他們不斷適應這個社會，從屬于這個社會。參考文獻：[1][英]齊格蒙特·鮑曼.工作、消費、新窮人[M].仇子明，李蘭澤.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66.[2][法]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剛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1.[3]參見[德]齊美爾.陌生人[A].林榮遠編譯.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C].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341-348.[4][英]齊格蒙特·鮑曼.工作、消費、新窮人[M].仇子明，李蘭澤.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5]汪暉.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J].中國圖書評論,2012(04):25-26.[6]劉昕亭.新窮人·新工作·新政治[J].中國圖書評論,2012(04):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