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達壽
歷史是一位公正的長者。只要你真誠地用心去傾聽，昨天曾經(jīng)發(fā)生的人與事，它都會細細地向你如實訴說———就我國高等教育發(fā)展歷史而言，西周時已有太學之名，公元前124年，設五經(jīng)博士。自魏晉至明清時，或設太學，或設國子監(jiān)，名稱不一，但都為傳授儒家經(jīng)典的最高學府。至近現(xiàn)代，被世人公認的我國4所高等學府為：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創(chuàng)辦于1895年的天津西學學堂（天津大學的前身）和創(chuàng)辦于1896年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的前身），廖壽豐、林啟創(chuàng)辦于1897年的求是書院（浙江大學的前身），1898年光緒皇帝令建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那末，浙江大學及其前身和北京大學及其前身有著何等密切的淵源關系呢？現(xiàn)就在浙江大學學習或任教任職過的“浙大人”在北大及其前身辦學史上所作的貢獻作一簡述：培養(yǎng)和調(diào)任6位校長浙大及其前身給北大及其前身培養(yǎng)和調(diào)任有6位校長：
　　第一位校長是勞乃宣，字季瑄，于1843年生于浙江桐鄉(xiāng)，1875年中進士。
　　1898年12月，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下令在京建立大學堂，第一期招生近百人，多為官員，畢業(yè)后分配在國家有關行政部門工作。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辦后，繼承了國子監(jiān)的部分職能，管轄全國各省學堂。因此，它既是中國的高等學府，又是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其首任管學大臣是吏部尚書孫家鼐。
　　自1879年起，勞乃宣在河北臨榆等多地任知縣。1901年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學。1901年10月至1903年6月先后任浙大前身浙江求是大學堂、浙江大學堂總理（校長）。1911年到南京任江寧提學使，同年11月被清廷命授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校長），后又兼任光緒真妃的教師和學部副大臣，力主文字簡化改革，與趙竺園在京設簡字研究會，成為中國漢語拼音史上正確解決方言與共同語關系問題的第一人。1912年5月，德國學者衛(wèi)禮賢于青島辦禮賢書院，創(chuàng)尊孔文社招他主其事，相與研究中國經(jīng)史、禮制等學術。
　　第二位校長是何燏時，字燮侯，浙江諸暨人。
　　北洋政府掌權后，教育總長蔡元培于1912年3月任命嚴復為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同年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但此名未被人叫開，數(shù)月后冠名為國立北京大學（簡稱北大），由嚴復任北大首任校長。1912年10月，嚴復辭職離京，由章士釗接任，章因事未到職，由馬良代任校長。同年11月，馬良因校事難平辭職，由何燏時繼任改北大名之后的第三任校長。
　　何燏時是求是書院首屆內(nèi)院生。他于1898年和陳榥等4人，受政府公派首開留學日本之先河。1902年，他考入東京帝國大學采礦冶金系，1905年獲工學學士學位。1906年回國后，任浙江礦務局技正，同年調(diào)北京任學部專門司主事兼京師大學堂教習，不久，任工科監(jiān)督（相當于工學院院長）兼新校舍建筑主任。因他為大學堂初創(chuàng)及教學立下汗馬功勞，熟悉大學教育事務，于1912年11月接任馬良校務，成為北大百年辦學史上由浙大前身校友長校之第二人。
　　第三位校長陳大齊，字百年，浙江海鹽人。1901年，陳大齊進入浙大前身浙江求是大學堂學習，1903年夏赴日留學，1912年獲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同年回國后，任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學校校長。1913年春調(diào)北京，次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講授心理學、哲學概論等課。1921年秋，陳大齊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西洋哲學，翌年冬回北大，任哲學系系主任。1927年任北大教務長。1929年初，為免“復?！睂W潮，改北大校名為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對外仍稱國立北京大學），由陳大齊任院長。同年8月，北大學院恢復國立北京大學原名。1929年9月，國民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為北大校長，未到任前由陳大齊代校長，直至1930年12月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為止。
　　陳大齊在北大任教、任職長達16年，特別在北大師生和北平各校師生一起反對“合并改組”的“復校運動”時，主持北大校務，為培養(yǎng)人才、穩(wěn)定教學秩序及學校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四位校長蔣夢麟，字兆賢，浙江余姚人。他于1902年考入浙江大學前身浙江高等學堂讀書，1904年進入上海南洋公學，1908年自費赴美留學，于1917年6月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
　　1919年5月4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勝國“分臟”的“巴黎和會”上，日本無理接管戰(zhàn)敗國德國在我國山東的全部特權，因而引起國人的極大不滿，北京各大專院校師生3000余人舉行“外爭國權，內(nèi)懲國賊”的抗議示威大游行，遭到北洋軍警的鎮(zhèn)壓。蔡元培得知多個學生被捕消息后，不顧自身安危，愿以“自己一身為學生抵罪”而積極營救保釋學生。當日晚，北洋軍閥政府召開會議，提出“解散北京大學，撤免蔡元培校長職務”的動議。為了保全北大，保護學生，蔡元培決定離職出走，并呈文辭職。在師生及社會各界“挽蔡”運動壓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電請南下杭州的蔡元培復職。與此同時，眾多的“勸駕”代表先后到杭請蔡繼續(xù)執(zhí)長北大。這樣，蔡元培答應回北大，但因身負小恙，先委托得意弟子蔣夢麟進京代長北大校務。7月23日，蔣夢麟應委到職。同年9月20日，蔡元培回到北大視事，蔣夢麟被校長聘為教育系教授兼總務長。1923年1月，因北京政府逮捕在北大兼職的財政總長羅文干等事，蔡元培又憤而提出辭職，北大校務之重擔再次落在蔣夢麟的身上。同年7月20日，蔡元培離職赴歐。1923年12月27日，教育部正式任命蔣夢麟為北大代理校長。這一代理校長之期長達四五年，為20世紀20年代北大辦學史的輝煌一頁作出重大貢獻，被師生們譽為“北大功臣”，而他卻自謙為“北大功狗”。
　　1927年6月至1928年10月，蔣夢麟被任命為國立第三中山大學校長及改名后的浙江大學校長。1930年12月至1945年6月，他又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成為接任北大代理校長和校長任期最長的一位“浙大人”。
　　第五位校長是馬寅初，1882年出生于浙江嵊州市。1905年考入北平大學，1907年獲北平政府官費留學美國，先后獲耶魯大學經(jīng)濟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15年，他抱著富國強民的心愿回到祖國的懷抱，先在財政部供職。1916年應蔡元培之聘到北大經(jīng)濟系任教授。1919年被教授會推選為北大第一任教務長。1927年離北大來浙江任政府委員等職。1929年任南京中央政府立法院經(jīng)濟委員會委員長，并在南京中央大學經(jīng)濟系兼主任。1932年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并主持研究工作。1936年5月，應竺可楨校長之請，來浙大作題為《中國金融問題》等兩次講演。1940年，因他痛斥“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罪行被捕而軟禁于貴州息烽軍統(tǒng)集中營，后轉(zhuǎn)上饒集中營，1942年才被釋放。1948年深秋的一個夜晚，浙大學生自治會為馬老舉辦營火晚會，他發(fā)表了以《條條道路通向共產(chǎn)主義》為題的演講。1949年6月，因竺可楨離職，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馬寅初為浙江大學校長兼校務委員會主任。1951年5月，馬寅初被調(diào)任北京大學校長。1957年，他發(fā)表《新人口論》，受到無理的批評，并于1960年3月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1979年，《新人口論》得到人們的公認，同年9月，黨中央批準北大為馬老平反的報告，并由教育部任命馬寅初為北大名譽校長。
　　馬寅初校長實事求是，疾惡如仇，辦事認真，身體力行，深受浙大和北大師生的尊崇和愛戴，成為兩校辦學史上專業(yè)和管理雙輝的富有個性的一位校長，是弘揚浙大倡導的求是精神的光輝典范，其高尚品格、偉大形象亦長留兩校師生的心中！
　　第六位校長是吳震春，字雷川，浙江余杭人。他于1898年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1906年至1910年任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學堂總監(jiān)督（校長）。他秉承林啟倡導的求是校風，制定“自治自覺”的教育方針，使監(jiān)督、教師和學生處于和諧的教學氛圍中。如就任后第一屆畢業(yè)生舉行“送別餐”，他到師生各席去敬酒，令師生感動不已，一時傳為佳話。1926年，吳雷川調(diào)任燕京大學任教授、副校長，1929年升任校長。他繼承、弘揚與“嫁接”母校的求是精神，給燕大題寫“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9個字為校訓，并給全校師生作校訓的解釋性演講，給師生以極大的震憾。1941年12月，燕大被日寇查封，日偽陰謀利用吳校長聲望，強請出任偽職。他秉承母校的求是精神，嚴辭拒絕，并將所藏典籍悉數(shù)捐贈北海公園內(nèi)之松坡圖書館。他移居館內(nèi)，以書字為生，清苦自持，直至謝世。吳雷川是兩大辦學史上弘揚求是精神的光輝典范。1952年院系調(diào)整時，燕大文、法、理學院并入北大，自此燕大停辦。因此，吳雷川也是北大辦學史上浙大調(diào)任的“半個校長”吧。傳播與“嫁接”求是校風浙江大學從其前身求是書院起，書院創(chuàng)辦人林啟就倡導“為人群服務為己任”的艱苦樸素的校風，并百十年經(jīng)久不衰。竺可楨到浙大不久，在對《新生談話會訓辭》中說：“浙大的精神可以‘誠’、‘勤’兩字表示”，“學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懇，在社會上聲譽亦很好?！睘榱死^承和弘揚這種優(yōu)良傳統(tǒng)，一代又一代校長，一代又一代求是學人，自覺奉行與弘揚求是校風，竺可楨更是身體力行，并于1938年在廣西宜山定“求是”為校訓。1939年，竺可楨作了題為《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演講，后又作《科學之方法與精神》的專論。在這些精辟的論述中，他解釋道：“求是”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探求真理，“求是”精神就是奮斗精神、犧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學精神。他認為，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多少年來，竺可楨概括與弘揚的“求是”校風早被“浙大人”向世界傳播開去，有的還“嫁接”到自己掌管的領地，形成一種新的風氣。如上述的6位求是學人和校友，都受到過母?！扒笫恰毙ｏL的熏陶，其心靈深處都不同程度地閃爍著求是精神的光芒。下面僅舉兩例：
　　在何燏時執(zhí)長北大校務時，權貴子弟學生的種種惡習仍嚴重影響教學水平的提高。他學習與發(fā)揚母校的求是校風，不怕保守與權貴勢力的掣肘，刻意改革，整頓秩序，嚴格規(guī)章，從而使學校走上正軌。為提高本科生的素質(zhì)，他學習林啟招生中堅持“擇優(yōu)錄取”的原則，不怕預科生的圍攻脅迫，規(guī)定預科生也要經(jīng)考試合格才能升入本科。為了解決師生的宿舍，他請求政府恢復建筑工程，他苦心經(jīng)營而竣工的新校舍卻被袁世凱政府劃撥陸軍講武堂用，加上新任教育總長汪大燮為減教育經(jīng)費，不顧師生反對，想將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學。對于這些原則問題，何燏時堅持“求是”，不怕丟官，據(jù)理力爭，終于保住了北大。但他已感身心疲憊，灰心失望，于1914年初辭職離任。
　　蔣夢麟是一位實績豐碩的著名教育家。在北大長校期間，他秉承母校的“求是”精神，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钡?6字方針。他把竺可楨解釋的“求是”途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作為北大的校訓。抗日戰(zhàn)爭打響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改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蔣夢麟明察時勢，適時提出“剛毅堅卓”的校訓，以維系中華高等教育的命脈。從這兩個校訓的精神內(nèi)核來看，就是求是精神“嫁接”北大辦學史上的成果。培養(yǎng)和支援一批名師自浙大前身求是書院林啟始，就十分重視教習人才的選聘。在幾任校長的苦心經(jīng)營下，求是書院及改名后的學校都有一支教習陣容強大的隊伍。除前述提及的校長、學長都是學者名師外，浙大及其前身還給北大支援與培養(yǎng)了一批名師。如，我國早期新詩倡導者之一、著名書法家、教授治校的最早提出人沈尹默，曾在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學校任教，受聘北大教授后，倡儀教授治校，積極組織評議會，為蔡元培所采納。他在任北平大學校長期間，積極支持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又如求是書院國文教習馬敘倫，曾三度在北大任教。1915年春，袁世凱復辟帝制，馬敘倫憤然辭職以示抗議，一時有“掛冠教授”之稱?！拔逅摹边\動爆發(fā)，北京大學成立“教職員會”，北京市中等學校以上成立“教職員聯(lián)合會”，馬敘倫任兩會書記、主席，大力支持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解放后，他曾任教育部部長等職。又如求是書院學生、德國柏林大學理學博士夏元瑮，我國早期著名物理學家，中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第一人，1917年在北大任理科學長，后任北大物理系系主任，曾任大夏大學理學院院長。還有浙大初創(chuàng)時期學生許壽裳、邵振青（飄萍）、黃郛、潘淵、何炳松等，都曾到北大任教任職。特別值得銘記的是邵飄萍，在蔡元培支持下，他除在北大講授新聞學等課外，還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會。那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聽了邵飄萍講課后說：“……邵飄萍對我?guī)椭艽?。他是新聞學會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yōu)良品質(zhì)的人?！痹谏埏h萍新聞思想啟迪下，促使毛澤東回到湖南后創(chuàng)辦了《湘江評論》。邵飄萍不愧為北大以至全國新聞教育的開拓者。又如著名函數(shù)論學家程民德院士，1935年考入浙大數(shù)學系后，先后獲數(shù)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49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1952年9月起在北大數(shù)學系任教授、系副主任，數(shù)學研究所所長等職，是我國圖像圖形學的奠基者之一。著名高分子化學家馮新德院士，1944年浙大化工系獲得碩士學位后留校任教。1948年獲美國諾脫丹大學博士學位。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去北大化學系任教授。1958年在北大建立我國第一個高分子教研室，任室主任，是我國高分子學科奠基人之一。還有在浙大求學或任教過的向達、胡濟民、胡寧、吳學藺、謝義炳院士，等等，后來調(diào)任北大任教任職，為北大之崛起作出過重要貢獻。創(chuàng)設和發(fā)展物理學科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允許和鼓勵不同學派的發(fā)展。在蔡元培改革思想指導下，大大促進了北大學術思想的解放和學術的繁榮，其時學校里各種學術、政治團體的成立，學術刊物、校園刊物層出不窮，學生思想活躍，學術風氣濃厚，師生們熱心于開拓與創(chuàng)造。在蔡元培“網(wǎng)羅眾家”時，求是書院高材生、留德理學博士夏元瑮應聘去北大任教，并得到校長的重用。1917年北大設立數(shù)學、物理、化學和國學等4個研究所，委任夏元瑮為理科學長，并首先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在文化教育界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自此，也拉開了“浙大人”為北大物理學科創(chuàng)設與發(fā)展而盡心盡力的序幕。
　　新中國成立后，原國民黨政府辦的高等學校由中央人民政府接收，并由政務院進行教育體制改革。1951年5月政務院決定適當?shù)?、有步驟地充實與調(diào)整原有高校的院系。在調(diào)整中，確定北京大學為綜合性大學，浙江大學為多科性工業(yè)高等院校。因此，原為綜合大學的浙大就有不少系科調(diào)整到其他高校去。1934級浙大物理系學生胡寧，1943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后，于1950年底回國任北大教授，成了物理系繼續(xù)發(fā)展的中堅。1955年，胡寧成了北大第一批29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之一。1951年11月，浙大的物理等學科部分教師并入北京大學，更壯大了物理系的隊伍。1955年，浙大副教務長、物理系教授胡濟民調(diào)到北京主持籌建我國第一個專門培養(yǎng)原子能科技人才的“物理研究室”，任室主任。后來該室改為北大技術物理系，胡濟民任該系系主任至1986年止。1980年，他當選為中科院院士。1955年，浙大物理系教授吳季蘭調(diào)入北大物理研究室，曾任技術物理系輻射化學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和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王文清調(diào)北大技術物理系，后任該系核燃料化學與物理化學教研室主任。以上人員為北大物理學科的發(fā)展及技術物理學科的創(chuàng)建作出了重大貢獻，其業(yè)績定載入北大的史冊。
　　“北大人”對浙大的重要貢獻翻開浙大的百十年歷史，也閃爍著北大求學或任教任職過的“北大人”的光輝業(yè)績。因未作深入的研究，僅舉數(shù)例如下：
　　胡仁源，字次珊，1883年生于浙江湖州。1902年中舉人。早年肄業(yè)京師大學堂，后畢業(yè)于日本仙臺高等學校和英國臺爾模大學。曾任京師大學堂文科學長，1913年任北京大學預科學長和工科學長，1914年1月任北京大學校長，至1918年離職。1924年任北京交通大學教務長、校長。1926年3月起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總長，同年5月由求是書院畢業(yè)生黃郛接任。后胡仁源到浙大工學院任教授。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浙江紹興人。1907年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研讀哲學、心理學、美術史等。1921年法國里昂大學、美國紐約大學分別授予他文學和法學博士榮譽學位。1912年1月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27年任大學院院長，同年7月，任浙大前身第三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因此，他與浙大也有一點歷史淵源關系。1928年辭去各行政職務，專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兼任交通大學等多所高校校長、北平圖書館館長等職。
　　航空工程學家梁守槃院士，1916年4月生于福州。1937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1939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學位。1940年任西南聯(lián)大副教授，1945年來浙大任教授，航空系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去軍事工程學院任教授。1956年起任第五研究院某所所長、第三分院副院長等職。
　　此外，還有國學大師、史學家錢穆，微生物和分子遺傳學家沈善炯院士，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院士等。這些老一輩的“北大人”都為浙大的建設與發(fā)展默默地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7年，浙大率先恢復理科，北大數(shù)學力學系學習或任教過的人員開始向浙大流動，特別是改革開放后，浙大逐步向綜合化辦學模式的方向邁進，北大的文理、地質(zhì)等學科人員多有流向求是園，后來有些人員成了教授、博導，有的還登上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的領導崗位。1998年，四校合并后，更增加不少老中青的“北大人”，其中包括兩度去北大進修的浙大黨委副書記龐學銓，還有副校長胡建淼也去北大進修過，等等。這些老新“北大人”，都受到過北大優(yōu)良校風的熏陶，與母校北大多有情結(jié)，為浙大的改革與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
　　歷史清晰地告訴我們，院系調(diào)整前，老一輩的“浙大人”更多地向北大流動；而浙大恢復理科后，特別是走綜合大學模式以來，改變“人才的流向”，有更多的“北大人”來到求是園。但不管人才如何流向，浙大與北大多有歷史的情結(jié)。而今，兩校都在向世界一流大學大步邁進，更有互相支持、攜手共進的濃濃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