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聯(lián)大報到時，因為想到哲學自學很困難，我就臨時決定不入外語系，改修哲學系。
　　初到聯(lián)大，我發(fā)現(xiàn)那是一個很“松散”的地方，給你很大的學習、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間，比我們現(xiàn)在的大學自由多了。當時所有的文科生都要讀雷海宗編的《中國通史》，蔡維藩編的《西洋通史》；哲學系學生必定要讀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和馮文潛先生（馮至的叔叔）的《西洋哲學史》。高年級學生要修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哲學》，鄭昕先生的《康德》，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梢哉f這三門課，令我將哲學與人生結合在一起。雖然我一生從事的不是哲學，而是詩歌和詩論，但這個根是深深扎在哲學上的。
　　我的分數(shù)并不是很高，但是聯(lián)大四年，令我終生受益。那時候并不是現(xiàn)在的教育模式，沒有統(tǒng)一教材，不用相同的模子來教育人。甚至當時許多哲學課都沒有課本，老師隨時地講他在哲學上思考的每一步，學生也聽得其樂融融。仿佛有很多的種子掉到了土地里，這些種子在今后生根發(fā)芽。
　　那段歷史，正處于抗戰(zhàn)時期，是中國最復雜最嚴峻的關頭。學習環(huán)境亦十分艱苦，教舍很破，一面墻，圍著一塊荒地，后面都是墳；鐵板蓋著的房子，有門有窗，但窗子上沒玻璃，誰遲到了就得站在窗子邊上旁聽吹風。逃警報是經(jīng)常的。警報一響，老師和學生一起跑出鐵皮教室，跑到郊外的墳地底下，趴下來。只見得飛機在我們的頭頂上飛過。圖書館是一個很大的大筒倉，藏書很少，也沒有上架一說。記得《西洋哲學史》大家都要搶著看。走進食堂，大家站著吃飯，挑著米飯里的沙子、小石頭和稗子。所謂蔬菜都是很清的湯水，肉是不常見的，好在我年輕的時候不愛吃葷。我父親每月給我寄兩塊五，晚上可以去吃米線。米線是兩毛錢一碗，加一個雞蛋就是兩毛五。這就很奢侈了。
　　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期間，我們非常的幸運。我的老師里，有很多大師。有馮友蘭，教我們《中國哲學史》，還有他獨創(chuàng)的《人生哲學》，對我影響非常大；有鄭昕，專門研究康德；有湯用彤，教《魏晉玄學》；有馮文潛，是南開大學的教授，教《西洋哲學史》、《美學》。后來還從維也納回來一位老師，教得非常現(xiàn)代，我都聽不太懂。所有的那個時代的哲學大師都給我上過課，受益極深。
　　老師里挺多怪人的。我上過聞一多先生的課。他很奇特，一邊叼著煙斗，一邊講課，黑板上一個字也不寫。沈從文給我們上過《中國小說史》，剛好相反，特別愛寫黑板字。馮至是我們的德文老師，要求極為嚴格，他最像現(xiàn)代的老師。我記得留美回國后，還見過沈從文。一次西南聯(lián)大的校友、詩人袁可嘉請我去家里吃飯，巧遇沈從文。席間沈從文突然問到，你們記得有個寫詩的鄭敏現(xiàn)在到哪里去了呢？我心中竊笑，沈從文只記得在他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頻頻發(fā)表詩歌的鄭敏，卻不記得我還當過他的學生呢。
　　30年代末的時候戰(zhàn)爭已經(jīng)打響了，每個人的思想都必須經(jīng)過一個轉變。原本聞一多對詩歌的格律要求很嚴，后來他很革命，思想上跟進得特別快；卞之琳是訪問完英國之后回來給我們上課的，詩人氣質非常濃郁。湯用彤個子比較小，治學非常嚴謹，講的又是玄學，給大班上課時嗓門特別大。數(shù)理邏輯學家沈有鼎教我們的邏輯，他喜歡吃蛋餅，講課時總喜歡盯著自己的手，讓我們很納悶，可惜邏輯課我就沒怎么上通。印象最深的是鄭昕的康德課。鄭昕較年輕，他講的是一個永遠永遠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是否有超生死的物本身存在（物是否有物之外存在的物自身）？康德在這個問題上困惑了很久，鄭昕似乎也一直在這里面矛盾和掙扎，這個問題，現(xiàn)在看來似乎也沒有辦法解決。
　　我覺得西南聯(lián)大教育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每個教授———他這個人跟他所學的東西是融為一體的。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有時走在昆明的路上，就可以碰見幾位老師。在西南聯(lián)大，所有的教授好像跟自己所思考的問題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這個問題的化身，他們的生活就是他們的思想，無論什么時候都在思考。這對我的熏陶極深，我就生活在一個濃厚的學者的文化藝術氛圍里面，這種無形的感染比具體知識的傳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種什么東西到我的心靈里面，以后我對藝術的尊敬，對思考的堅持，都是從這里來的。西南聯(lián)大的教育就有點像孔子帶著他的弟子們走來走去。老師整個的就成為思考的化身，這種精神是我以后在任何學校都找不到的。
　　那時，我在選課和旁聽時選了聞一多先生的《楚辭》，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和馮至先生的《歌德》。這些文學課自然都是當時喜愛中外文學的學生所心向往之的。這些課豐富了我當時年輕的想像力，加上昆明是一個這樣迷人的地方，使得我不得不找一種方法抒發(fā)我的感受。這樣我就開始寫詩了。至今一回憶到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來又突然去的陣雨，人字墻頭的金銀花和野外的木香花，還為之心曠神怡。那時我所寫的《鷹》和《馬》確實都是昆明藍天上和入暮小巷里的時物。記得我是用一個小紙本記下這些不知不覺來到我的想像力的光圈內(nèi)的短詩。1949年出版的我的詩集將這些短詩中很大部分都收錄了。
　　當時西南聯(lián)大的詩歌創(chuàng)作空氣是非常濃厚的，因為在聯(lián)大執(zhí)教的老師中，就有馮至先生、聞一多先生、陳夢家先生、卞之琳先生，還有同時在昆明的，大概是云南大學李廣田先生等等。可以說云南在40年代云集了整個中國新詩各階段的主要大詩人。因此，我們在西南聯(lián)大就讀的學生，如果有誰愛好詩歌，就都會從各位大詩人那里得到很大啟發(fā)。
　　在大學一年級階段，聞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廢名（馮文炳）等人20世紀30年代的新詩進入了我的閱讀范圍。特別是徐志摩的《偶然》和廢名的一些極富禪意的詩對我這個喜愛詩的哲學系學生有著異常的魔力，在這類詩的啟示下，我寫了自己的第一首詩《晚會》，并且在當時由一些聯(lián)大師生主編的昆明報紙的副刊上登出。
　　但詩真正進入我的心靈還是二年級的一個偶然的機會。作為一名哲學系的學生，學校規(guī)定必修德文。當時有兩個德文班，而我被分配到馮至先生的德文班上。這個偶然的決定和我從此走上寫詩，并且寫以“哲學為近鄰”的詩，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因為我從那時起，就在馮至先生的《十四行詩集》中找到了自己詩歌最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