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永世保藏圖書，是所有讀書人和藏書家的夢想，但人去樓空，后世書散，又幾乎是所有藏書家共同的命運。去年初冬，去寧波調(diào)研，天一閣是一定要去的。閣比想象的小，只是即便是官至兵部侍郎，擁萬卷書，也不會成為富翁，書能窮人，自古而然。
　　園子比想象的大，寧波要再造“南國書城”，就把周邊一些富賈官宦的宅第一并劃入天一閣景區(qū)，讓人產(chǎn)生一個錯覺，以為藏書可以改變命運，使這范欽家產(chǎn)當是富甲江左。
　　如果單是為藏，雖然“建閣閱四百載，藏書數(shù)第一家”的天一閣，終難逃“歷劫盡存五分一”的宿命，“天一遺形源長垂遠，南雷深意藏久尤難”，所以曾被范家破例允許登樓的黃宗羲發(fā)出這樣的感嘆 “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范欽自嘉靖初開始藏書，到謝世前，已達七萬多卷。此后三百多年，歷經(jīng)清政府征集、英國侵略軍劫掠、慣偷的盜竊以及不法書商的巧取豪奪，至解放初期，原藏只剩下一萬三千多卷，僅及全盛時期的五分之一左右。
　　為使藏書不致失散，藏書家們想盡千方百計，蘇州藏書家葉盛要求“讀必謹，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杭州藏書家更有“樓不延客，書不借人”的警示。唐代藏書家杜暹在他的書上蓋上一方?。骸板骷敖枞藶椴恍ⅰ保枰跃孀訉O。蘇州藏書家錢毅的印文走得更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不寶其真愚”。還有的藏家規(guī)定子孫如出借或毀壞，將被逐出宗祠。松江府的藏書家王昶還有這樣的一方印：“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棰”，這無異于已經(jīng)從愛書人變成了惜書癖。天一閣的創(chuàng)始人范欽更是明確了違規(guī)的處罰：“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lǐng)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br>　　在一個私有制相對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文明社會里，書籍作為私有財產(chǎn)，私人藏書的私人占有性，決定了它的保守性。它承擔的使命僅僅是家庭成員、家族成員的學習學術(shù)需要，沒有義務承擔社會責任。失書時的失落感也就成為藏書家的普遍情緒。錢謙益曾以枕宋版《左傳》和前后《漢書》光耀于世，但后來還是道出了輝煌后的傷感：“余以千金從徽人贖出，藏弆二十余年，今年鬻之于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后主去國，聽教坊雜曲‘垂淚對宮娥’一段，凄涼景色，約略相似”。相對而言，清雍正年間的浙江巡撫李馥（字鹿山），“性嗜書，所藏多善本”，藏書印鐫“曾在李鹿山處”，日后坐訟，書帙皆散逸，竟似一語成讖，但比之于其他藏書家印章多為“某氏收藏”，多了清醒豁達大度。
　　清代作家歸莊，對傳統(tǒng)藏書樓的封閉性給予了尖銳的批評：“公私圖籍，謹藏箱篋，累月積年，而人不之窺，永隔風日，長謝幾案，是曰幽囚。滅絕與流亡，二者之不幸，人皆知之；獨所謂幽囚者，今人往往以此為愛惜其書，不知天下有用之物，被其扃錮閉塞而遂為無用，此為不幸之甚也?！辈貢鵀榍魰?，使藏書走向極端，也就失去了藏書真正的意義。藏書的私人占有，成為阻礙思想發(fā)展的制度。隨著現(xiàn)代公共圖書館的興起，這種私人藏書業(yè)的封閉性被打破。特別是隨著知識存在形態(tài)的改變，私人藏書成為個人的一種愛好，對社會發(fā)展的影響也不再如傳統(tǒng)社會中的藏書發(fā)揮如此大的作用。
　　姚士粦說了他對這種惜書癖的看法：“吾郡未嘗無藏書家，卒無有以藏書聞者。蓋知以秘惜為藏，不知以傳布同好為藏耳。何者？秘惜則箱橐中有不可知之秦劫，傳布則毫楮間有遞相傳之神理。此傳不傳之分，不可不察者。然所謂不知傳布之說有四：大抵先正立言，有一時怒而百世與者，則子孫為門戶計，而不敢傳；斗奇炫博，樂于我知人不知，則寶秘自好而不肯傳；卷軸相假，無復補壞刊謬，而獨踵還癡一諺，則慮借鈔而不樂傳；舊刻精整，或手書妍妙，則懼翻摹致?lián)p而不忍傳。”
　　其實，藏書最基本功能還是為了用，就如讀書之為用一樣。當今社會，知識也不再成為一種社會的壟斷資源。知識在開放 中 才 能 發(fā)展。教育亦復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