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陳銳顧杰宋汶倩祖楓編者按：蘆山地震，舉國悲慟。在重新看待這次地震救援時，新晉出現并普及于我們生活的微博等新媒體成為了救援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正如央視網新媒體觀察的文章標題所言“從汶川到雅安，平民科技改變救災”，微博通過傳播速度快等特點為“網絡尋人”等提供著方便與溫暖。但同時，“微博謠言”等問題浮出水面，新媒體的負面影響也令人心寒。關于新媒體的“溫度”，本報記者對微博在此次地震中的作用進行了觀察與思考，并請我校老師從大數據、網絡輿情以及新媒體背后的人性等問題進行了專業(yè)解讀。
　　近年來，“大數據”一詞被越來越多的提及，人們用它來描述和定義在信息時代因信息爆炸而產生的海量數據。社交媒體的存在無疑為大數據的產生提供了便利平臺。在這次蘆山地震的信息傳遞過程中，社交媒體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本報記者就“大數據時代的社交媒體在蘆山地震中的角色轉換”與電視與新聞學院傳播學（媒體市場調查與分析方向）沈浩老師進行了深度交流。
　　在蘆山地震后短短幾天內，社交網絡，以新浪微博為例，無論是普通用戶、認證用戶還是機構都在傳遞各種各樣的關于地震的消息。但其中的信息真假難辨，比如西南交大在余震中要求學生繼續(xù)考試，救災軍車懸崖墜毀，地震跳傘求生等等，都是后來被證偽的消息。
　　的確，大災來臨，人們的關注點集中，不排除會有虛假的炒作發(fā)生。沈老師表示，對于不同的群體，有關地震的消息對他們的意義各有不同。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他們看待各類地震消息是抱著接受新聞的心態(tài)，鋪天蓋地的地震消息對他們可能會造成信息過載；但是對于搜救人員來說，可能還會覺得信息不夠用，更不用說信息過載的問題了。
　　沈老師進一步解釋說，在此次地震的救援行動中，微博發(fā)揮了極其積極的作用，從搜救情況的報道，到救災物資的運輸，甚至是通往災區(qū)的道路情況，都在微博上有及時詳細的消息呈現，這無疑使得整個救災行動更透明更有效率。
　　通過微博，除了可以快速報道災情，還可以通過對雅安地區(qū)所發(fā)的微博進行搜集整理，聽到災區(qū)民眾最真實的聲音，了解到他們最需要得到的幫助。類似的有“雅安之聲”，這是一個通過抓取雅安當地民眾微博以了解居民需要，幫助尋人的微博平臺?？上У氖瞧脚_推出的時間已在地震后72小時，最佳數據抓取時間已過，但這無疑為今后的救災工作提供了新思路與新手段。
　　設想一下，這次地震中有幸存者被埋在廢墟下，身邊正好有一臺能夠發(fā)微博、有信號的手機，那么他發(fā)一條求救微博并對自己的位置進行定位，微博數據員就能將他的求救信息進行抓取，并反饋給一線救援隊具體位置。這樣可以使救援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亦能為廢墟下的人爭取到更多的生還希望。沈老師建議，微博可以推出類似于“##”形式（“##”表示微博話題，相當于對信息進行貼標簽歸類）的搜救信號，即求助者發(fā)一條帶有標簽的定位微博，通過抓取消息展開救援。同樣，不僅僅在地震中，在平時生活中的危險狀況也可以借鑒這樣的“微博搜救”方式。
　　在這個及時共享、海量信息的大數據時代，社交媒體既可以傳播新聞，亦可以協(xié)助搜救等。蘆山地震中微博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無疑為日后的危機應對提供了新思路，但如何更好地在當代利用社交媒體的不同角色造福社會，還有一段長路要慢慢摸索。
　　自“郭美美事件”以來，中國紅十字會就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質疑，這場2011年發(fā)生的網絡事件幾乎成為了紅會的“阿克琉斯之踵”。盡管事件已過去兩年，但它給紅會造成的信任危機仍未消散。根據紅會4月21日所發(fā)的微博，當時收到社會捐款累計約500萬元，可同時在壹基金所發(fā)的微博中：“截至4月20日24:00……善款總額超過1200萬。”對比之下，紅會被推到了一個尷尬的境地。
　　網絡輿情與其正確應對正是“網絡輿情”讓紅會痛苦不堪———這種通過互聯網傳播的關于某事件的認知、態(tài)度、情感和行為傾向的集合形成了一堵極有壓迫力的巨大高墻。網絡輿論的攻擊通常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組織本身的問題，作為非盈利機構的紅會沒有做到透明公開；另外，對網絡輿情的應對不當也擴大了輿論效應。對此，記者采訪了我校廣告學院楊懿老師。
　　楊懿老師認為，網絡輿情已成為社會民意一個重要的反映，但大部分機構才剛剛開始審視它的作用?！熬W絡帶來了巨大的信息源增長，但同時也使信息的辨別難度變得非常大，社會事實與公眾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個媒介擬態(tài)環(huán)境，換句話說，真實與你之間始終隔著媒體這層玻璃?！闭劶凹t會的危機，楊懿老師說，“紅會在網絡輿情指責下的應對不得當，徹底打斷了公眾的信任鏈條。”
　　難辨真?zhèn)蔚摹靶畔⒘髌佟?br>　　對于公共形象的影響只是網絡輿情的一方面，在蘆山地震中，自媒體時代的“信息流瀑”讓人越來越對網絡信息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所謂信息流瀑，簡單地說，就是一旦有人相信并傳播謠言，接著相信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形成瀑布一般的強勁態(tài)勢，進一步鞏固了謠言的力量。對此，楊懿老師談到，在地震等災害事件中，救人永遠是第一位，因此，相關信息的真實性更為重要。
　　網絡輿情的信息源之多也讓人把它當做了一個信息“市場”。“市場”里的“貨物”良莠不齊，只要它看上去是“好貨物”就能被快速流通。這正是我們在新浪微博和人人網等平臺上看到很多事后被證偽的消息的原因，比如這條：
　　“幫忙轉發(fā)一下，一位叫徐敬的女孩，請速回雅安水城縣人民醫(yī)院，媽媽傷的很嚴重，想見她最后一面，爸爸號碼：15193383486，愛心接力，好人有好報?！?br>　　這是一條事后被證偽的微博，當然不是好的“貨物”。從理論上講，這只是簡單地利用了人的道德壓力，因為人們對于地震的高關注度和對受災群眾的熱切關心，使得轉發(fā)這條信息變成了一種默認的行為，進而形成了大規(guī)模傳播。類似的，當我們在地震當天打開微博，也會發(fā)現一切都被同樣形式的信息“刷屏”了，同樣黑白的頭像，同樣轉發(fā)的內容，盡管后來有人撰文批其為“廉價的道德”、“鼠標一點的愛心”，是形式主義的盲從。但這也是網絡輿情的一方面。
　　蘆山地震中發(fā)生的一切，證明了就算是在以“自由開放”著稱的網絡空間中，也可能需要一種制度的力量來杜絕謠言的產生與傳播，需要像紅會等公共機構們更加仔細打量一下一條小小的微博。因為，在災難等大事件前，信息的放大可能比原來來得更迅猛，也更容易把每個個體拖向輿論的中心。
　　新媒體終究只是工具，記者在觀察中發(fā)現，其背后是人性與情感的復雜交織，而我們對這些感情因素往往缺乏學理性的分析。為此，記者采訪了我校政治與法律學院社會學系謝進川副教授，對那些隱藏的善惡進行了探討。
　　個人與群體的非理性當人們回憶起蘆山地震當天的情況時，還是會驚嘆于微博的迅速反應。有媒體稱，地震僅53秒后，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就發(fā)出了有關地震的第一條微博。當天下午，大部分微博用戶的首頁都被地震信息占據。一時間，所有人都有了“地震關注者”的身份。
　　但事后我們發(fā)現，鋪天蓋地的微博還是傳遞出了錯誤信息，即這次地震似乎非常嚴重。謝教授認為，從傳播的角度來講，微博作為新媒體的代表，最大的特點就是人人傳播。這意味著對某一事件，尤其是公共性事件來說，信息源會特別多，往往會導致一段時間內信息集中迸發(fā)的現象。從新聞特性角度來看，災難性事件更容易進行傳播，人們在部分群體中營造強勢介入關注的氣氛，同時無數的轉發(fā)又加劇了地震信息的迅猛增長。
　　我們還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當有人發(fā)布與地震無關信息時，往往會受到指責和攻擊。謝教授認為，當大家沉浸在地震悲痛中的時候，傳播戲謔式的評論或內容確實不妥，被人指責很正常。但當人們無視傳播內容進行無理指責時，便是“妄圖用自己的思想和情緒去主宰他人的思想和情緒”。當這類人群形成一個帶有傾向的網絡傳播群體時，便會試圖主導別人，表現為容易走極端，不能容忍不同意見的存在———“有一種自身主導事件的觀念和心理優(yōu)勢。”
　　私人傳播和公共責任關于紅會遭遇網友讓其“滾”的尷尬境遇，謝教授從傳播的角度進行了解讀。傳播學中有一個權威性的概念，“郭美美事件”已經對紅會的權威性造成了很大損害，公眾已無法對其恢復完全的信任。謝教授強調說，微博的交往和生活中的交往有相似之處。當兩者之間產生不信任感時，無論對方說什么另一方都無法再認真傾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網民情緒化的心態(tài)。“滾”是一種很嚴重的情緒表達，但網友似乎已習慣了這種表達，沒有認真想過這種情緒發(fā)泄并不能直擊問題本身，提供解決途徑。
　　謝教授認為，網民通常把微博當成私人傳播渠道，忽視了其應承擔的公共責任。在這方面做的比較好的，恰恰是一些我們稱之為“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人。地震發(fā)生后，他們利用自身傳播優(yōu)勢進行救災動員，甚至深入災區(qū)，對救援工作、民眾心理提出了意見建議甚至質疑，對問題的最終解決起到了推動作用?！肮病倍?，便意味著他們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擔當。
　　謝教授總結道，微博作為一個低門檻的平臺，更利于信息的傳播。但通常使用微博這個工具的人們，卻缺乏一種公眾意識———對自己的傳播內容負責的態(tài)度。微博上的公知們，作為“意見領袖”具有傳播優(yōu)勢，對于公共意識的引導，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編后：工具是有溫度的，不論是為社會輸送著正能量的責任感、溫情、信任還是讓人不快的謾罵、攻擊、瘋狂、詐騙，這一切互相交織，共同隱藏于新媒體的背后。在這些詞匯的背后，是更為復雜的人類感情。我們期待，在一次次網絡事件爆發(fā)和平息的過程中，網民、媒體以及各界組織對微博這個工具的使用能更加成熟、理性。